历史上,北京地区曾这样抗击疫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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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集侠
2020-02-14 08:49

时下新冠肺炎疫情严峻

抗击疫情刻不容缓

全国上下戮力同心

共克时艰

历史上

北京地区也曾多次发生疫情

每次都是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应对

渡过难关

历史上,北京地区曾这样抗击疫情

金:五百里内医者均被征

金天德三年(1151年),海陵王完颜亮为了迁都,对中都进行扩建,从各地征调了几十万人参与施工。

这几十万人负责营造宫殿修筑城墙,并增建城门十三座,左丞相张浩与燕京留守刘筈、大名尹卢彦伦负责工程的组织实施。

北京地区土质含沙量大,故而修筑城墙用土均来自涿州。由于缺乏运输工具,全靠人力运输。

据元末熊梦祥《析津志》载:

“金朝筑燕城,用涿州土,人置一筐,左右手排定,自涿至燕传递,空筐除,实筐入,人止土一畚,不日成之。”

由于工期紧,被征调的民工承受着极艰苦的劳役,时逢夏季暑热,生活条件又差,导致患病者增多,最终暴发瘟疫,“工役多疾疫”。

面对严重的疫情,海陵王一边让宫廷内的医药机构御药院和尚药局积极救治,一边下诏,命中都周边五百里内的医者都赶来支援。

据《金史·张浩传》载:“诏发燕京五百里内医者,使治疗,官给药物。全活多者与官,其次给赏,下者转运司举察以闻。”

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,海陵王推出了一系列奖惩措施。由于防疫得当,疫情终于被控制住,中都城的建设也如期完成。

元:“医户”发挥积极作用

元代北京地区也发生过非常严重的疫情。

元朝建立之初,河北、河南、山东境内烽火连连,兵荒马乱,为避战乱,大批民众扶老携幼涌向京城。这是造成大疾疫流行的重要原因。

据《元史》载:皇庆二年(1313年)冬:“京师(大都)大疫。”

元时设立了民间的医户制度,“医户”是政府许可从事医疗活动的民户,户籍由太医院管理。

瘟疫发生后,朝廷积极组织医户参与疫病的治疗,大大提高了救治效率。政府官员还到疫区巡视,安抚百姓,开仓赈济,分派医生发放药物。地方官府办的“惠民药局”也在抗瘟疫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明:皇帝亲自创制防疫处方

明代北京地区,疫情也是时有发生,尤其是到了明代后期,发生了不少大瘟疫。

据《明实录》载,明成化七年(1471年)五月,北京“荒旱之余,大疫流行,军民死者枕藉于路……特诏顺天府五城兵马司于京城崇文、宣武、安定、东直、西直、阜城六门郭外,各置漏泽园一所,收瘗遗尸”。

嘉靖三十三年(1554年)四月“都城内外大疫”,朝廷“令太医院发药,户部与锦衣卫宫以米五千石煮粥疗济”。

万历、崇祯年间,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,更为严重的是暴发了波及山西等华北数省的大鼠疫。

万历十年(1582年),鼠疫传到河北宣府(治今宣化)地区,再传入北京。

据光绪《顺天府志》卷六九《灾祥》载:

“人肿劲,一二日即死,名大头瘟,冬传至北京,明年传南方。”“万历十年春夏大头瘟疫,民死者十分之四。”“京师疫,通州、东安亦疫。霸州、文安、大城、保定患大头瘟症死者枕藉,苦传染,虽至亲不敢问吊。”

大头瘟病其实就是颈项肿大。

万历十五年(1587年)五月,“天时亢阳,雨泽鲜少”“京城内外灾疫盛行,小民无钱可备医药”,政府采取措施,“命选太医院精医,分拨五城地方诊视给药,仍每家给与银六分,钱十文,俱于房号内太仓动支。仍令五城御史给散,不许兵番人等作弊及无病平人混冒重支。”

据太医院奏报:“自五月十五日开局以来,抱病就医,问病给药,日计千百,旬月之外,疫气已解。五城共医过男女19590人,共用过药料14668斤8两。”

到明末崇祯十四、十五、十六年,北京连续发生大疫,史载“死亡昼夜相继,阖城惊悼”。特别是崇祯十六年(1643年),自二月至七月间,鼠疫再次传入北京城,而且病毒发生变异,造成死亡者剧增,“死亡日以万计”“有阖家丧亡,竟无收敛者。”

史载:

“夏秋大疫,人偶生一赘肉隆起,数刻立死。谓之疙瘩瘟,都人患此者十四五。至春间又有呕血者,亦半日死,或一家数人并死。”

“疙瘩”就是现在所说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。清代档案也记载了这次疫情:

“昨年京师瘟疫大作,死亡枕藉,十室九空,甚至户丁尽绝,无人收敛者。”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。在通州,“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,名曰疙疽病,比屋传染,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”。

疫疠流行时,明政府派遣医官巡视病情,并由惠民药局发给药物。嘉靖、万历时期,这方面措施更为具体。

嘉靖二十年(1541年)五月,“礼部左侍郎孙承恩会京师疫疠请给散药物以救民困苦。上曰:顷闻疫气流行,民多札瘥,朕甚悯焉。其令太医院差官顺天府措置药物,设法给惠。上又亲检方书制为‘济疫小饮子’方颁下所遵用,仍命礼部刊行”。

皇帝亲自检方创制防疫处方,这在古代流行病防治史上还是第一次,这也看出嘉靖皇帝对控制疫情的重视。

万历时控制疫情的措施也较为得力。万历十五年(1587年)六月礼部题,“奉圣谕施药救京师灾疫,即于五城开局,按病依方散药,复差委祠祭司署员外郎高桂等五员分城监督,设法给散。随于五月三十日据中城等兵马司造册呈报。五城地方郎邓璋仍发本处予备仓及两淮、两浙盐价银十万两给之。”

同时,朝廷对疫情较重的京城地区还实行了更为宽松的免税政策,也对抗击疫情起到了不小的作用。

清:未出痘者暂不得升用

清代北京城内外有十五个年份发生了瘟疫。

据《清实录》记载,顺治三年(1646年)正月,“京城痘疹盛行”。六年(1649年)正月:“上避痘,免朝贺。”九年(1652年)正月,“上避痘南苑,免行庆贺礼。”

康熙《通州志》载:康熙十九年(1680年),“自春至夏,通州无雨,瘟疫大行。”二十一年(1682年),“京城痘疹盛行”。

痘疹又叫天花,是一种烈性传染病,清定都北京后开始采取隔离痘患者的措施。

顺治二年(1645年)二月,曾令:凡城中之民出痘者,即行驱逐。城外四十里东西南北各定一个村,使其居住。

到了康熙年间有了人痘接种术。康熙二十年(1681年),康熙帝命内务府广储司郎中徐定弼求痘医,得朱纯嘏和陈添祥二医,为皇子皇孙种痘皆痊愈。此后,人痘接种术得到进一步普及,痘疹得到了控制。

乾隆时期,一方面推行人痘接种术,一方面积极采取措施实行隔离避免感染。乾隆三年(1738年)十一月,甚至还规定在补任官职时,未出痘者暂不得升用。

除了天花,清代时其他的疫情也是多有发生。对于这些瘟疫的出现,清政府十分重视,也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。

康熙十三年至十六年,“疫疠盛行,广施药饵。”康熙二十年(1681年),又在五城设药厂15处,为百姓免费治病。

乾隆三十六年(1771年),“值大疫,设局施药施瘗……”同时,朝廷还在赈济、医疗、税收等方面出台政策,终于得以渡过难关。